這條邏輯主線十分清晰。事實上，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向來由PE/VC等專業機構從事。他們擁有豐富的經驗，也足夠專業，但即使如此，也無法保證個個項目都能成功，甚至于失敗的是絕大多數。對于這部分機構來說，100個項目中能成功1、2個，也許就能維持資產負債表的良性運轉，但對地方政府來說，很可惜，一旦決定介入，很難有退出之道，無論沉淀投資，還是政績，都將迫使企業不能失敗。而這明顯違背了經濟規律，只會讓風險累積。

    更為可慮的是，在地方政府的積極介入下，銀行、國企等力量也將不得不跟進，這固然為企業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誘惑，因資源實在太廉價，但也為日后埋下風險隱患廉價的資源將促使企業不計成本地走上規模擴張。在成熟的經濟體中，投資人的專業與謹慎可以對企業形成制約，但在中國，在“無錫模式”下，只要地方政府敲定了，又有誰能說個“不”字?恐怕連企業自身，也不得不“奉旨”做大。

    現在，在光伏領域里，“無錫模式”已基本宣告失敗。但展望未來，“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在戰略新興產業發力，新一輪投資熱潮正在醞釀，各地仍然可能重走無錫的老路。不過，看到江西賽維與無錫尚德的結局，各地官員們可能都得思量再三，這樣辛苦，最終換來了什么?難道又要培養一批“大而不能倒”、“大而不強”的企業?多考慮風險，多考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定位，可能比匆匆上馬，來得更加重要。

    光伏寒冬中，無錫尚德的人事地震宣告著新興產業發展的“無錫模式”終告失敗。地方政府并不適于從事高風險投資活動，將對自己，對市場構成雙重損害。在接下來戰略新興產業的投資熱潮中，各地官員們都應思量再三，“無錫模式”可能并不適于從事創新。

    無錫尚德日前的一紙公告引發了市場猜疑。8月15日，該公司宣布，創始人施正榮不再擔任CEO一職，其職務變更為執行董事長兼首席戰略官。有分析指出，在光伏寒冬里，這場標桿企業的人事地震可能意味著最后一個精神支柱轟然倒塌。另有市場傳聞，該光伏龍頭很可能將被地方政府國有化。

    聯系起不久前另一家光伏龍頭的遭遇江西賽維LDK很可能被江銅等國企聯合托管，這不禁讓人心生疑惑：中國的新興產業為何挺不過經濟周期?這種發展模式又是否對路?前一個問題很好回答，經濟景氣時，企業難免盲目擴張，任何一個產業都大抵如此;后一個問題則頗為難解，需要回顧近年來新興產業所走過的歷程。

    讓我們梳理一下尚德十余年來的發展史，不難看到，地方政府的推手一直存在。2000年，施正榮從澳洲回無錫創業，獲得地方政府力挺，拉來了小天鵝集團等國企的投資;2002年，草創的尚德虧損700余萬，又是地方政府出面協調，先后提供兩筆5000萬元的資金讓公司借以喘息;2003、2004年，地方政府為尚德爭取了9個創新項目、多達4000萬元的各級政府扶持資金，且多通過承擔各類計劃項目無償撥付。

    在無錫尚德風頭正勁時，這種地方政府保駕護航的“無錫模式”被作為經典范例，為各地稱頌。受此影響，各地政府都熱衷于做“天使投資人”，利用政府與資本的雙重力量，為企業經營創造條件。借用施正榮本人的話，“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就沒有尚德公司今天的成功;沒有無錫新區的幫助，也不可能有施正榮今天的輝煌”。

但若我們換個角度解讀，這番話是否可理解為：在中國，企業家的成功是否都背靠政府?

    應當看到，在目前中國的體制下，政企合作可謂如魚得水，各方都有利可圖。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培育/引入龍頭企業可謂政績彪炳，若發展勢頭良好，也將為地方提供可觀的利稅;對企業來說，靠上地方政府，意味著可以獲得廉價的資源，特別是土地與金融，何樂而不為?乍看之下，這種“無錫模式”可稱得上雙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被各地紛紛效法。不過，當經濟轉冷，企業業績遭遇困境，江西賽維與無錫尚德的接連事故表明，所謂的“無錫模式”其實并不可取，此番施正榮的辭職也宣告著，這種長期以來被奉之圭臬的方法，已黯然失敗。

    究其原因，可歸結于一個命題：地方政府的身份到底適不適合進行高風險投資?要知道，新興產業面臨著較強的不確定性，稍有差池便會被淘汰出局，要么，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的投資將打水漂，要么，假設地方政府積極介入，幫扶企業，可能將令市場失去調整的機會，最終風險積累，直至爆發，而那時，企業已經“大而不能倒”，最終陷入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