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制造與美國制造放在一起比較，絕對是個有分量的話題。
最近國際媒體在熱炒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英國《經濟學人》雜志4月12日的文章斷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將給中國帶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其中一個結論是，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世界經濟格局和全球產業版圖將發生巨大變化。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很有可能在制造業中再度領先，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的制造業可能完全失去優勢。
盡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對大多數人來說還很新鮮，但是，作為正處于轉型升級階段的中國工業，應該對之引起特別的關注。正如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所說，生產方式的變化會改變國際分工格局。第三次工業革命讓技術和制造可以結合起來，勞動力成本的高或低變得不再那么重要，美國政府目前已經著手制造業回歸的研究。這樣的趨勢向中國傳遞了一個不得不深思的命題：從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路到底該怎么走？
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帶來什么？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指以數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應用為代表的一個嶄新時代。一是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數量快速下降，勞動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會越來越小。二是個性化、定制化的生產，要求生產者要貼近消費者與消費市場。
“以前工業革命的劃分標準和英國《經濟學人》劃分的標準不太一樣。以前是以新興技術的興起來劃分的，英國《經濟學人》是以生產方式的改變來劃分的。因為劃分標準不同，按照英國《經濟學人》的說法，第三次產業革命就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工業發展研究室副主任李曉華表示。
英國《經濟學人》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的英國紡織業，機器化代替手工紡織，促使工廠誕生。20世紀初，亨利·福特發明的裝配制度將人類引入大規模生產的時代。這兩次工業革命讓人類變得更富有，更多城市興起。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已開始，制造業正朝著數字化方向發展，它不僅改變著商業，還有許多其他領域也將受到影響。大量引人注目的科技正在涌現，包括智能軟件、新興材料、更靈巧的機器人、輻射范圍更廣的網絡服務等。
按照他們的定義，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指以數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應用為代表的一個嶄新時代。這場新工業革命有兩大特點。一是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力數量快速下降，勞動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會越來越小。二是個性化、定制化的生產，要求生產者要貼近消費者與消費市場。一種可能的趨勢是，過去為追逐低勞動力成本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會很快移回到發達國家中去。
而最近中國制造業出現的一些苗頭性的問題正加深國際媒體的這一看法。最近的一些調查顯示，已有近40%的美國企業準備把工廠從中國回遷到美國。另有消息指出，歐盟也正制定相關政策準備迎接相關企業回流。
有分析指出，中國制造業缺乏科技創新的靈魂，所依賴的人工成本和基礎資源成本的優勢已經式微。中美成本差距日益縮小，導致美國制造業回流。如果說兩年前這只是部分美資的意愿或是備選方案，到2011年上半年已經成為現實。其中已經回遷美國的企業至少有耳機生產商Sleeku鄄dio、玩具生產商Wham-O、重型工業設備制造商卡特比勒、ATM機器生產商NCR，發光二極體生產商SeesmartLED，就連福特汽車也開始在美國本土制造某些零部件。
這樣看來，也無怪乎最近很多外國媒體認為，作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國將是這一場新工業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隨著勞動力短缺的出現，國內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中國制造在傳統的工業領域已經越來越不具競爭力。而在新興的領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資企業要遷回本國，這將使中國制造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
但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看來，像美國的制造業回歸，現在主要的因素還不在于第三次工業革命，也不在于技術因素，而是制造業成本。
馮飛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成本差距在逐漸縮小，甚至這種縮小的幅度超出預期，主要是中國的國內因素造成的，比如人力成本上漲。二是美國的低價能源，特別是天然氣價格比其他國家都低很多，甚至是我們天然氣價格的七分之一，形成全球能源價格洼地。三是美國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目前造成美國制造業回流，制造業開始復蘇苗頭。
第三次工業革命影響中國幾何？
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工業的負面影響目前來看還很有限。但中長期的影響，不能掉以輕心，如果現在不加以規劃應對，當數字化制造技術、成本發生質的變化時，對中國的沖擊將非常厲害。
雖然沒有國際媒體傳的那么聳人聽聞，記者采訪了解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已經讓中國工業界產生了很強的緊迫感。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接受《解放日報》專訪時表示，數字化技術的變革，會使低成本優勢逐漸喪失。第三次工業革命最核心的人工智能數字制造技術，一方面會導致生產方式產生變化，使產品的研發設計、制造生產、銷售環節的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會因為更多地使用機器人技術，從而使勞動力成本降低。美國的目標就是使制造和維護機器人的成本低于人工勞動力。可以想見，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入，三維快速打印成型系統技術的普及，會使個性化定制越來越普遍，只要條件允許，生產可以在任何地方實現。
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而“第三次工業革命”會使生產成本不斷下降，兩者最終接近甚至逆轉，對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而言，相對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制造業大國的優勢地位就會失去。
周振華指出，生產方式的變化會改變國際分工格局。第三次工業革命讓技術和制造可以結合起來，勞動力成本的高或低變得不再那么重要，美國政府目前已經著手制造業回歸的研究。這樣的趨勢向中國傳遞了一個不得不深思的命題：從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路到底該怎么走？
周振華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還是一個中期可預見的愿景，目前來看還不會對現有生產工藝全覆蓋，數字化技術未來的適應范圍到底多大，還很難說。但趨勢無法改變。美國的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就是適應這種趨勢而作出的部署。
賽迪智庫世界工業研究所副所長呂萍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工業經濟的影響，應該是既有好的方面，又有壞的方面。從長遠來看是利好的，如果中國不提前準備，可能第三次工業革命還將由發達國家去引領。從這個角度來講，第三次工業革命給我們施加了競爭壓力，我國工業轉型升級的步伐會進一步加快。
在呂萍看來，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可能會帶來暫時性的問題，如短期內出口受阻、南方地區工人就業和結構調整帶來的工業發展步伐放緩等問題。但還是應該帶著積極樂觀、歡迎的態度來面對這個趨勢。
李曉華也表示，目前，只能說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應該引起我們特別的關注，就目前來看，對我國工業經濟影響最深的應該是工業機器人的應用。這有點類似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后工廠紡織業的出現對手工紡機紡織業的沖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雖然很低，但西方國家的蒸汽織機的生產效率更高，足以抵消中國的成本優勢。到清朝末期，進口洋布幾乎將中國傳統手工紡織業給摧毀了。現在《經濟學人》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此非常類似。從長遠來看，如果工業機器人能以足夠低的成本來生產，中國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不再明顯，會對中國工業帶來嚴峻的挑戰。
李曉華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提出的個性化生產，數字化制造、3D打印等等，根據用戶的個性化要求來生產。由于個性化產品的成本要高于大規模生產的產品，在現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消費者應該會更加追求低成本的產品，因此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影響到經濟恢復后要大一點。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工業的負面影響目前來看還很有限。但中長期的影響，不能掉以輕心，如果現在不加以規劃應對，當數字化制造技術、成本發生質的變化時，對中國的沖擊將非常厲害。
馮飛表示，“目前要做判斷，說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端倪更合適，這個影響可能是逐漸升華，在未來若干年才會體現出來。”
馮飛指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特點，就是就地化生產。比如說數字化制造所帶來的便利，貼近消費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對市場需求有快速的反應能力。這會影響到產業競爭力非常核心的問題，所以可能會有一些企業回流到市場范圍大、市場需求多層次比較突出的一些地區，實際中國也具備特點，中國13億人口大市場太誘人，同時呈現個人化的特點。
因為中國如果說整個經濟發展轉為內需主導，我想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過程當中可能就地化生產，對中國來講可能反而是一個機遇。但是也存在挑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分散決策，包括生產的分散化和決策的分散化，這是非常關鍵的。相對于未來的分散決策，目前中國的政府集中決策，可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前面臨更加突出的問題。所以最根本的還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問題。
人工智能沖擊傳統制造
中國的數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機器人與國外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應對第三次產業革命，一是要加強在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二是由政府來推動示范性市場的應用。
已經日趨成熟的3D打印技術和工藝，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之一。3D打印機是按設計好數字模型，用各種材料，以疊加工藝“打印”出各種終極產品。整個“打印”過程無需人工參與，而且制造的標準化、精確度遠勝于人工。
數字化制造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它是與互聯網技術密切相關的。制造企業提供數字化模型，用戶和代理商可以用3D打印機將產品“打印”出來，從事大規模生產的工廠，連同制造業工人將越來越少。維基的生產方式將不再只是在信息和知識生產中有效，通過大規模協作，大量的個性化產品將被設計并“打印”出來。
工業機器人技術日益成熟，也是數字化制造的另一大標志。機器人本質上是電腦，所以也遵守每18個月性能提高一倍、價格降低一半的摩爾定律。實際上，早在2006年，《福布斯》雜志就預言，當工業機器人價格降到2萬美元左右，而性能趨于成熟、穩定和易用，就會出現制造企業引進工業機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
事實上，不少制造企業，包括一些中國的制造企業，已經大量引進工業機器人。富士康去年宣布在生產線上使用機器人。深圳一家生產無線鍵盤和鼠標的企業雷柏公司，目前已經引進一批ABB公司的工業機器人。雷柏公司在過去三年的時間里，產值增加了兩倍多，工人數量則從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
有數據顯示，日產汽車在英國桑德蘭有一家工廠，它在1999年的員工數是4594人，產量是27萬多輛，而在2011年，員工數量是5462人，產量則達到48萬多輛，原因就在于這家工廠大量使用了數字化工控設備。
制造業數字化技術對人工的替代會對就業形成一定壓力。“美國、日本制造業工人是非常少的，大部分勞動力在服務行業就業，但是這種就業結構是經歷一個發展過程實現的。如果這個發展階段留給中國的時間比較少，那對中國的就業壓力會比較大，但如果中國制造業的優勢能保持的久一些，就會較好地實現就業結構的轉變，第三產業將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口。
“中國現在吸納就業的還是紡織服裝加工、電子裝配等行業，而對這些行業來說，機器人的成本相對還是更高一點，目前階段大規模替代人工還是不劃算的。”李曉華說。
李曉華指出，現在中國的數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機器人與國外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應對第三次產業革命，一是要加強在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二是由政府來推動示范性市場的應用。比如支持一些大學、研究院所，甚至個人用戶采購3D打印機，通過支持新技術應用市場的發展，促進一些前沿技術加快成熟。像北京、上海等具有一定產業基礎和知識人才比較集聚的地區應該加快發展工業機器人等產業，一方面使中國未來能夠形成新的產業增長點，另一方面，當生產方式真的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提出的數字化制造的階段，中國也有相應的裝備基礎。
中國工業如何“突圍”
體制機制要變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不是單一政策的調整，是系統性變革問題，這種系統性變革要求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規劃，這對我們是最大的挑戰。
國務院參事湯敏日前表示，如何才能不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終結呢？需要不斷地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各層面上進行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的寬松發展環境。
一要抓教育。新的工業革命需要大批創新型人才。而當前以應試為主的教育方式不能適應這樣的需求。當務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創建出一批能夠適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具有全新機制的教育機構。
二要有更好的創新、創業環境。不斷創新是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原動力。沒有創業的創新是無本之木，只能是多幾篇論文，多幾個科技成果獎而已。相對發達國家來說，我國的創業環境還較差。從對青年人的普及創業教育，到國家政策對創業的支持，以及社會對創業失敗的寬容度都很不夠。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產業投資在我國還遠未成氣候。鼓勵更多人去創新創業，打造一個寬松的創新創業環境，理順創業板市場，是我們能夠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機遇的一個必要條件。
三是政府角色的變化。在新工業革命到來時，政府要及時轉變角色。在工業革命中一大批傳統的企業、傳統的行業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政府有可能會去幫助那些落后國有企業和近期內能提供很多稅收的舊行業，人為阻礙企業的更新和社會的進步。追求增長速度，熱衷上規模的粗放式增長模式，正好與小型化、個體化、多樣化的新工業趨勢相悖。在以個性化、多樣化為特征的新市場中，政府的運營機制很難適應瞬息多變的技術與市場。在新工業革命中，政府不轉型，企業難轉型。
馮飛表示，由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發展產生的影響，對中國來講沖擊還是很大的。當然中國相對于其他一些國家還具有一些綜合性優勢，低成本和超大規模市場的結合是許多國家無可比擬的。
政府要適應這些趨勢性的變化，企業也要捕捉發展和調整的機會，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在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特點是低成本，加工組裝有很強優勢。但是，要把個性化服務及時轉化為產品這就考驗企業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和適應能力，能否把市場需求在產品設計中及時體現出來，這是核心的東西。如果我國能把短板補齊，發揮超大規模國家多層次市場的優勢，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危機轉化為機遇。
數字化制造對人力資本的要求明顯提高，必須具備駕馭這些數字化和智能化設備的人才。現在出現了人才結構供給的扭曲，應該把如何提高人力資本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來考慮。人才戰略除了要關注高端的創新型復合型人才，還要著眼于培養高技能的技術人才。
體制機制要變革才能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不是單一政策的調整，是系統性變革問題，這種系統性變革要求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規劃，這對我們是最大的挑戰。
李曉華強調指出，雖然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工業的影響將來會很深刻，會改變未來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但中國目前仍然要重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畢竟大規模生產的成本更低，市場需求比個性化的需求更廣泛，另外從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和就業的角度來說，更是不能忽視。因此，要采取措施，讓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盡可能長的保持在中國。
